晚清，一個距離現今最近的變動年代，外力進逼被迫轉型，傳統社會和文化型態，逐漸西化，從排斥到妥協，彷如生了一場長達二百年的「轉型病」。這段錯綜複雜的中國近代史，教人難以釐清，不如從《晚清七十年》出發，看知名史學大家唐德剛，以宏觀的史學觀點，為此段歷史的癥結理出脈絡。

《晚清七十年》是唐德剛代表作之一，他以獨特的三峽史觀，說明近代中國曲折的轉型歷程，人物在時代中不停的轉動：李鴻章的軍事改革、康有為的戊戌變法、孫中山的推翻滿清、民國初年的全盤西化，都是曲折三峽之行的一段，每一個轉折，都愈近峽口一步。

全書如行雲流水，文采斐然的唐德剛打破傳統史書制式的行文筆法，將史書語言大眾化，讓閱讀歷史不再是一種隔閡；其客觀而深入的評論，讓歷史人物及事件再一次重現於閱讀的情境中，清晰探索百年來的發展軌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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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鞭辟入裡的史學新見

晚清，一個距離現今最近的變動年代，一段中國無法切除的歷史臍帶，深刻連結二十世紀末的現代人民。《晚清七十年》再現的並非這段悲悽歷史的片段，也不再是時間與空間衝擊後的史料總彙集，而是這段歷史與中國的賡續關係。

唐德剛以全新的視角──三峽史觀，看待中國因外力進逼不得不然的轉型變化；看人類歷史最大「毒梟」如何圍堵中國，而生了一場長達二百年的「轉型病」？看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型態如何從中古的東方式，轉型進入現代的西方式？

一部平反既定歷史的新著

完備史書不應只是舊史料的再次重組，而毫無創見，《晚清七十年》用客觀、比較史學的方法看待歷史上的人物與事件，為不允當、既定的歷史地位，提出平反，我們因而有機會看到不一樣的評論。洪秀全真如史家所稱頌是個領導農民起義，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領袖？袁世凱真是個歷史家和傳記作家眼裡的亂世梟雄，是比曹操還要壞的壞人？由邊疆少數民族統治的「清朝」，真如現代史家所評的一無是處？……史書中所建立的歷史地位，真的毫無破綻？毫無平反機會？

一個有重大影響力的政局或人物，其成敗因素是很複雜的，不能以片面之作為做為總體的評論。一個趕上改朝換代機運的狂熱「教父」；一個在內政、外交、軍事、經濟各方面皆具領導長才的能臣；一個文治、武功均勝漢唐明三朝的時代，卻因傳統史家的歷史評價，而根深柢固的留於大眾腦海裡，具創見、勇於批評的史家直言無諱的提出其治史心得，客觀、平衡的改寫他們的歷史地位。

一部人物與時勢交互作用的鉅構

讀史書讓人可投入無從遭遇的時境，想像其間的衝突與抉擇，也體認人與時代相互依存的關係，《晚清七十年》一部人物與時勢交互作用的史實鉅著，正切合阿拉伯成語所說：「人及其時代比父子更相似」，歷史現象一旦脫離了時間，便無從理解。

近現代史中迭起的英雄人物，在太平天國時洪秀全、楊秀清解決不了的換制問題，為何跨越至後來的孫中山、袁世凱、蔣中正、毛澤東、鄧小平也同樣無法解決？為什麼周恩來和李鴻章，易地而處，他們二人的棋路是不會兩樣的？因為形勢就如同一張強而有力的大網，抵抗向其侵擾的堅兵巨甲，任何人只要鑽入其間，都逃不掉那種臉譜，正因為非人力所可強求，而構成無可抗拒的歷史宿命。

人物與時代相互作用的故事，由古上演至今，並非能力與主意不足抗衡，是時代文明未推移至此。

一部客觀而深入的近代史書

十九世紀末詭譎動盪的時局，我們已無法再重歷其時間、其空間，再去體會當時人備受煎熬的心路歷程，但一部客觀而深入的史書卻能為我們清晰勾勒出那個時代的背景，探索其百年來的發展軌跡。《晚清七十年》它再度喚醒我們這段續斷歷史的記憶，因其客觀，我們不會偏執於一方，因其深入，我們可重見晚清的脈絡，是一部凡受教育者都可讀的史書。

對受日本教育的老讀者，將可重拾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同感；對年輕一輩的新讀者，將可結合歷史與現勢，成為必備的史識；政治、外交、軍事家更可作為因應世局的參考。史家為我們探測到為人忽略的一面，重視非僅以道德、動機之論端，作為判斷標準，我們就像站在巨人身上看歷史，看得更詳實、更完備。

一部文史雙燦的史學巨作

古典史籍難以親近、難成普羅大眾的閱讀品，因其枯燥、零碎、無人味，《晚清七十年》打破傳統史書制式的行文筆法，將史書語言大眾化，讓閱讀歷史不再是一種隔閡，其客觀而深入的評論，讓歷史人物及事件再一次重現於閱讀的情境中，我們讀得到歷史中人物的性格及侷限，也從中想像突破時限的可能性。

現代不少史書以參考書目、註釋引述之多寡來明示其「可信度」，這些都很重要，但史書能完全沒有「文采」？不顧「讀者」的共鳴？枯澀難讀的史學筆法，不正是掉入所謂「學究式的學術標準」？唐德剛文字根柢佳，史學知識豐富，學究式的枷鎖自然拘限不了他，文采自如行雲流水般流洩出，我們自然讀不到教科書式的寫作筆法，其宏觀的史學觀點，更為歷史難解的疑點找出答案，讓近現代史清晰的成為現代人的必備史識，成為一部可親近的歷史書。

● 張玉法（中央研究院院士）：

「唐先生治史，不屬學院派，他長於以通俗的筆法寫史。他的著作中，篇幅最大、讀者最多的是《晚清七十年》，從太平天國寫到辛亥革命，以專題形式，講完整的故事，縱論古今，評品中外，雖然有五冊，一千兩百頁，但不知不覺就讀完了，這不一定是歷史迷人，而是唐先生的文筆迷人。」

● 余英時（中央研究院院士）：

「從唐先生寫史的流暢和氣勢浩蕩來看，我們便確知他是充分利用了美國的學術自由、思想獨立等優勢。他若不在海外，留在大陸，便不可能把他的才學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。他是位公正的史學家，有史學的信念，文學的才能。」（引自〈余英時談唐德剛〉，《東方早報》石劍峰 報導）

● 章詒和（作家）：

「我第一次讀唐德剛的書，是刪節版《晚清七十年》。幾頁讀下來，激動得難以克制。……別樣的見地，別樣的敘述，別樣的文風，是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。唐德剛的作品還原了歷史，這個歷史包括了人和事件，還有人與環境的關係，人與時代的關係，以及人與自身（即內心）的關係。他的語言是個人化的，充滿文學的魅力，也充滿了真知灼見。」（引自《四手聯彈》）

● 楊天石（民國史專家）：

「唐先生知識淵博，因此，他的歷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，融中外古今歷史於一爐而共冶。例如，他明明談的是晚清，然而筆鋒一轉，卻突然談到了古希臘，談到了秦、漢、魏、晉，起承轉合，信手拈來，非常自然巧妙，豪無牽強附會之感。而且，唐先生性格幽默，談吐詼諧。他的史學著作明白如話，這是唐先生獨有的風格。」

● 張朋園（歷史學家，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）：

「《晚清七十年》是唐德剛教授個人的讀史心得，同時亦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，文筆流暢，史評深刻，文字力求通俗化，趣味橫生，是一本清新可讀的中國近代史。欲認識近代中國之變遷與發展者，讀之必定獲益良多。」

● 王爾敏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）：

「唐德剛先生學貫中西，博通古今。《晚清七十年》雖是歷史著作，而極其淺顯條暢，風趣詼諧。尤具超卓史識，一言可破千載困惑，令人目醒心折。警語妙諦，隨處可見。並多指陳迂曲關鍵，重大方向，使人明見世勢起伏轉變，知所趨避。宜為政治家、外交家、軍事家作因應世局的參考。全書內容翔實正確，更足備歷史教學參考。」

唐德剛（1920~2009）

歷史學家、傳記文學家、紅學家。

唐德剛從大學時代就不斷寫短文和短篇創作，行文流暢、詼諧，而且氣勢磅礡，妙語如珠，這是他文史一家的特色；在史學上，唐德剛有兩方面的重要貢獻：一是口述史，二是關於中國近代演變的「歷史三峽」說。

史學名家唐德剛教授，1920年8月23日生於安徽合肥淮軍世家，幼承庭訓，國學根底深厚。小學五年級後接受新式教育。1937年抗戰軍興，離家繼續求學，隻身隨國立安徽中學（後改國立第八中學）輾轉西遷，後入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系。畢業後回安徽任中學教席，隨後在省立安徽學院講授西洋通史。抗戰勝利後，考取自費留美，負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，追隨唐納德教授（Prof. David Donald）研究西洋史，1959年獲哥大博士學位。畢業後在哥大執教，稍後任紐約市立大學教授，並兼任亞洲史學系系主任，直到退休，專心著作。

在史學上，唐德剛有兩方面的重要貢獻：一是口述史，二是關於中國近代演變的「歷史三峽」說。

唐德剛在哥大期間參加口述史研究項目，訪問了很多當代最重要的人物。成名作是《李宗仁回憶錄》，至今是口述史的龍頭著述。《顧維鈞回憶錄》完成英文稿，由大陸譯為中文。唐德剛長期訪問胡適，關係密切，被視為胡適的大弟子，胡適思想的傳播者。《胡適口述自傳》、《胡適雜憶》最為著名。張學良一度想請唐德剛寫口述自傳，後來因故中斷，但是整理已有的談話和錄音，出版了《張學良口述歷史》。

唐德剛在八十年代末，在紐約邀集朋友和學生組成「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」，訪問經歷抗戰時期的老人，這是他積極推廣口述史研究的貢獻之一。

唐德剛在抗戰的硝煙中成長，經歷中國近代內憂外患最劇烈的時代，不斷思索古今之變。經過數十年的縝密思考，產生了中國近代史是整個文化、社會、政治大轉變的史觀。抗戰時全民的艱苦犧牲，使中國從積弱中奮起，躍升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，正是這個歷史大轉變中的重要環節。

負笈美國後，漸漸運用社會科學理論解釋歷史發展，他在1990年代成形「歷史三峽」說，認為中國全部文明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，中間經過兩次轉型。第一次轉型從戰國時期到秦帝國，大概經過三百年，核心轉變見於三個基本制度的變化：一、政治上廢封建，立郡縣；二、經濟上廢井田，開阡陌；三、學術思想上由百家爭鳴轉為獨崇儒術。轉型完成即創建了農業大帝國的定型。

近代的大動亂是從中華帝國到現代國家的第二次轉型。新的中華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─社會─政治體制的三方面的轉型：一、政治上化君權為民權；二、經濟上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；三、學術思想上化控制思想為開放思想。他並且從此演繹出一個綜合的文化概念──第一次轉型是造成「行同倫」的社會，第二次轉型則是行為不再同倫，用現代的話說，就是多元化的社會。在帝國文化時期，國家大於社會，在未來的新文化中，將是社會大於國家。他的「歷史三峽」說，在海外深受重視。

唐德剛的歷史著作，主要是在雜誌上發表的單篇論文，後來集合成為巨著，最著名是1998年出版的《晚清七十年》五大冊。其中「歷史三峽」說是解釋中國歷史轉變的主軸。這套書本來是唐德剛構思多年的《民國通史》的晚清導論篇，但是民國史只寫了國民政府之前的《袁氏當國》及其後的《毛澤東專政始末》的相關文章，集結為這兩本書。

唐德剛從大學時代就不斷寫短文和短篇創作，行文流暢、詼諧，而且氣勢磅礡，妙語如珠，這是他文史一家的特色。著名作品有《李宗仁回憶錄》（中英文版）、《顧維鈞回憶錄》（英文原著，紐約時報系發行，大陸有中譯本）、《胡適口述自傳》（中英文版）、《胡適雜憶》（中文版，英文版現正整理中）、《中美外交史1844-60》（英文版，華盛頓大學出版）、《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-1911》（中英文版）、《晚清七十年》、《張學良口述歷史》、《書緣與人緣》、《史學與紅學》、《五十年代底塵埃》、《戰爭與愛情》（以上皆遠流出版）等書，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、政論多種及詩歌、雜文數百篇。

1986年，唐德剛發表〈海外讀紅樓〉論文，主張要研究《紅樓夢》不能純用西方比較文學的角度，而應從「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」入手，了解當時文化社會經濟背景，才不致「隔靴搔癢」。文中同時批評了五四前後的留學生，包含夏志清教授，一味堅信非崇洋西化，則中國小說不足觀，實為「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態」。為此夏志清教授回文痛批，兩位才子學者大打筆戰，轟動一時。

唐德剛不是象牙塔裡的學者。他關心的不僅是帝王將相，更放眼平民百姓的苦難與幸福，特別對日本在戰時加諸中國人民的不人道凌辱、殘殺、迫害，認為應當在道德上、歷史上和法律上加以審判。二十多年來，他積極投入人道主義團體發起的運動，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，要求日本道歉和賠償。無論集會、演講、遊行，他都親自參加。為伸張人類的正義作出實際貢獻，是他人道主義史學家的本色。

2009年10月26日，唐德剛在美國舊金山家中因腎衰竭過世，享壽八十九歲。（資料來源：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）

也曾試撰「中國海軍史」

回憶童稚之年，因出生於淮軍遺族之家庭，學未啟蒙，而耳濡目染，即多為淮勇水陸兩師之故事與遺物；且時聞白頭老兵操韓語閩語為笑樂者。及長受業於郭量宇（廷以）師，並受當時突發的珍珠港事變之啟迪，兼以孩提時即大有興趣之海戰故事的鼓舞，初生之犢，不自揣淺薄，曾試撰《近代中國海軍史》，並擬分章發表之於當時後方的《海軍整建月刊》〔一九四二年某期起。近閱王仲孚先生所贈之甲午戰爭中文論著索引》頁五○，編號一○○七，唐德綱（筆者原名剛綱兩用）〈中國海軍的結胎年代〉載海校校刊，一九四八年九月。實係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〕。其時曾為某一小節之探討，與當時亦在煮字療飢之著名戲劇家田漢先生發生牴觸。

田漢先生戰時寄居貴陽，研究海軍史，參考資料甚少，不若我有「國立中央大學」之圖書館為後盾也（中大圖書館是當時後方最好的圖書館）。結果該刊編者是我而非田漢，使我這一後輩心中不懌者久之。因為我當時十分敬重田漢，對他更萬般同情。作為後輩，我絕無心頂撞之也。記得當時田漢曾有詩自傷曰：

　　爺有新詩不救貧，貴陽珠米桂為薪；殺人無力求人嬾，千古傷心文化人。

田漢是詩人才子，散文和劇曲作家，也相當有學問（文革時與老舍同一命運，被鬥而死）。其時蝸居貴陽，生計艱難，而我目睹重慶街頭貪官污吏，徵逐酒肉；對田漢之潦倒，敬重與同情之心，不免油然而生。無心頂撞了這位前輩，心中懌懌，實出自至誠也。

我那部可笑的《中國海軍史》，雖然已積稿甚豐，手鈔史料更是滿箱滿篋。甚至戰後還鄉，猶試圖去丁府（丁汝昌）、吳府（吳長慶）探尋其早年文獻。吳府為至戚；丁府則沾親帶故也。然小書卒未殺青，殘稿便被中共「土改」了。我當時沒有急於完工，也是覺得海軍原是個洋東西。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，寫起來終嫌美中不足也。小子既然年富力強，又有志喝洋水，則來日方長嘛！

後來想不到三湊六合，又跑到美國大學裡教授起中國近代史來。適鄉友包遵彭兄自台灣間關來訪。包兄時在海軍總部任職，曾閱讀我在海軍月刊上之舊作，有意約我重作馮婦，合著海軍史。然斯時我正忙於他事，期以異日，初未料竟成永訣也。再者筆者當時正在教授近代史，牽涉殊廣，海軍亦只是一部分而已。

就以第一任海關總稅務司，那個毛頭小子英人李泰國（Horatio Nelson Lay）來說吧！在同治初年（一八六三），清廷委託他購船八條，試辦海軍之時，這小子時年不過三十，居然想當大清帝國的海軍大元帥(admiralissimo)。這個大元帥他當然沒當得成，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帥。曾國藩想把這八條砲船編入他的「水師」；滿人又怕國藩坐大而不允。國藩的老弟國荃，那時正圍攻長毛於南京，也不願這洋船來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。八條大洋輪終於變成了喪家之犬，最後還得由李泰國把它們退回原主，拍賣了事。－－這種買來賣去的折耗和佣金，都是大得不得了也。李泰國小子發了大財不用說了。好歹錢是公家出的（李泰國經管的關稅），大清朝中諸大臣對大清帝國的損失，不痛不癢也。

後來赫德（Robert Hart）繼李泰國為總稅務司，固亦有充任大元帥之雄心也。其後終以文人不勝此職，乃改介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（William M. Lang）。琅氏在李鴻章正式編練北洋海軍時，自認出任副提督，官職實係「總查」（總教官），然漢文語意不清，英譯固為海軍上將（admiral）也。琅氏出身英國皇家海軍，帶職出任中國海軍官職。英國海軍原為三頭馬車制，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國海軍中實行兩頭馬車制。終於鬧出所謂「升旗事件」。琅氏不甘「受辱」，乃一怒而去。中英關係，為之擱淺。下節再續論之。

無獨有偶。誰知五十年後，「酸醋約瑟」史迪威（Joseph Stilwell）在重慶也不甘心作「花生米」（「花生米」為蔣委員長在二次大戰期間，國際密電碼中之代號）的「參謀長」（總查？），硬要出任「中國陸空軍總司令」，最後為「花生米」所撤職。史氏一怒而去，也為其後雅爾達會議伏下艱難之一筆，貽患至今未了。

這些歷史上的小故事，你說它大，也不太大。你說它小，可也不太小。有關它們的中西史料，是汗牛充棟呢！因此研究這種歷史，史料就不是問題了，史料多的是嘛！那麼問題所在，便是如何去「解釋」這些史料了。根據這些初無異說的歷史事實，要用簡明而抽象的語言，把它們「解釋」得言之成理。這在社會科學領域裡便叫做「概念化」（conceptualization）。筆者自五０年代中期在紐約各大學兼授中國近代史以還，講稿十易，非全為新史料之出爐也。實在是想「自圓其說」。講一點自己可以相信的學理，然後再去課導各族學生，讓他們也相信「師說」罷了。

「甲午戰爭」的階段性

與洋學理接觸既久，每好替土學理打點翻案官司。這大概也是「五四後」（Post-May 4th）中國文化界應有的現象吧！自五四（甚或更早）以來所謂「傳統主義」（traditionalism）被洋人和新派學人罵慘了。子曰：「再思可矣！」我們在罵人之後，來他個「再思」（second thought），便時常發現「罵過了頭」，甚或「罵錯了」；乃至「你自己才該罵呢」！

例如洋人和他們的中國徒弟們，總歡喜說：「倒楣的中國，三千年沒進步。」我這個世界通史教師倒發現將中國比異族，三千年來，我們的政治社會制度卻最為穩定呢！連個倒楣的小腳，也一裹一千年不放；慢說是「三綱五常」、「四維八德」和「三公九卿」了。小腳是混帳了，而三綱五常、四維八德、三公九卿就一無是處哉？！去其渣滓，汰出有用金屬，就不能替所謂「西方現代文明」拾遺補闕哉？！

筆者正撰拙文半截，忽然老友杜維明教授敲門辱訪。我初以為維明兄有私事相詢。孰知他竟為談學問而來，真使我受寵若驚。

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學校方之委任，正組織漢學儒教在該校必修科中之普及工作，列為大學本科生必修課程之一部分。受業者恆至千人以上，實美國高等教育史上，前所未有之盛事也。

維明說：「近百餘年來，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。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了。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！」

杜子之言，深得我心。杜教授為今日華裔最突出的「五四後」的學者和思想家。非一般保守的所謂「國學大師」所可同日而語。──這也是「現代化」和「超西化」（Post-Western），與「僵化」和「基本主義者」（fundamentalists）之別也。

長話短說。我們有個兩千年不變的文化定型。但是這個「定型」在鴉片戰後，維持不下去了。它要「轉型」。轉型從「變」開始。它從「千年不變」，忽然地弄得「十年一變」。連變二十變。窮則變、變則通。變它兩百年，變出一個新的「定型」來。然後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。

或問：這新的定型是什麼個模式呢？曰：吾不能確知也。它將是全民族的智慧、經驗和血淚，通過兩百年的「歷史三峽」，慢慢熬出來的。等它熬出來之後，足下自會恍然大悟也。──如今我們這個歷史三峽已快到盡頭。諸位稍安勿躁。另一「定型」已隱然在望矣。

所以一部中國近現代史，便是一部中國文明轉型史，而這個轉型運動是有其顯明地「階段性」的。「甲午戰爭」便是一極重要的階段──它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，和另一階段的開始。──用一種最新的具體語言來表達，那便是由「四化」進入「五化」。沒有「五化」，則「四化」往往是徒勞（著重「往往」二字）。這便是「甲午戰爭」打敗仗最基本的原因。至於多開兩砲，少打兩砲，朋友，那是小事也；不足掛齒也。

原始四化，先砲後船

「四化」這個東西，在清末原叫做「辦夷務」、「辦洋務」；叫做「師夷之長技」；叫做「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」。民國學人把它加一頂洋帽子，叫「自強運動」、叫「科技現代化」、叫「國防現代化」。

科技現代化最早搞起的，是林則徐所發動的船砲政策。但是林則徐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，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，和上司的兒子咸豐皇帝，以及許多「中興名臣」，都屬於「望洋興嘆族」（且用一個新式台灣語詞）。他們只搞「砲」，不搞「船」。在他們看來，在那波濤險惡的大洋之上，去與蠻夷搏鬥，做個「龍王三太子」，是不可想像的。在中國歷史上，上至秦始皇，下至戚繼光，都未嘗動下海的念頭，何況他們。所以早期的船砲政策，在道咸兩朝，只搞砲，不搞船。

在鴉片戰爭期中，林則徐曾向美商買了一條一千零八十噸的大洋船「劍橋號」（Cambridge），並裝了三十四尊英製大砲。但是林欽差並不要把這條大洋船開到海上與英船對轟。相反的，他把這洋輪橫停於珠江口內，作為障礙物，兼作砲台之用。結果被英國水兵爬上去，連船帶砲給開走了。

後來長毛打到上海附近（一八五四），要與小刀會合流。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吳健彰，頗通洋務。他知道洋船是無敵的。所以他向洋商買了一條吃水四百三十噸，名叫「孔子」（Confucius）的大洋輪來「助剿」。並僱了些洋水手來駕馭「孔子」。後來那個在清軍與長毛之間反反覆覆的美國三華爾（Ward），便是「孔子」的一個水手。後來吳健彰不要「孔子」了，他把「孔子」送給江南大營的向榮。向榮對「孔子」也沒興趣，因為「孔子」太胖大，不夠靈活。在長江裡動不動就擱淺。而那些划小舢板的長毛，卻躲在小河灣和蘆葦之中，「孔子」對他們毫無辦法。所以向榮也不要「孔子」。──這也是上述李泰國所購八條大洋輪，被退貨的基本原因。

總之早期清廷的「滿大人」（mandarin）們，都對洋人的開花大砲有興趣，而對洋船沒興趣。要搞國防現代化，他們就拚命買大砲，築砲台。因此上至旅順口、大沽口，中在吳淞口，下及虎門柵，他們買了無數尊開花大洋砲；建了數十座海防大砲台，等待著「夷人」登陸。朋友們相信嗎？後來在「一二八」（一九三二）、「八一三」（一九三七）期間，我們在吳淞口大砲台上，放得震天價響的開花大砲，都還是遜清末葉的曾文正、李文忠裝上去的呢！
（摘自《晚清七十年(3)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》）